：1.昭通学院管理学院；2.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3.临沧市云县晓街乡团山完全小学

　　简介：张玉强，男，云南临沧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Z102)；昭通学院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科研项目（ztxyxttz101）。

　　引文格式：张玉强,王文成,樊巧.文化引领与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图景·困境与路径——基于杜堂村的案例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26,54(11):253-257.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发展进入了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新阶段，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根基，成为引领乡村全面发展的内部驱动力。现有研究围绕乡村文化的价值、参与主体、面临困境、实现路径及农耕文化赋能等方面展开探讨。在乡村文化的价值挖掘上，乡村文化是维系乡愁、凝聚认同的精神纽带，将乡村文化作为静态遗产，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优化社会治理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研究方面，视角已从单一的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在困境分析方面，研究揭示了多维度现实挑战，包括乡村设施、人才、产业基础薄弱，导致文化“空心化”与“边缘化”。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在矛盾突出，传统农耕文化面临传承断层风险。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足，存在供给“最后一公里”的现实挑战，数字化带来数字鸿沟、技术应用不匹配、内容供给不足等问题。在实现路径上，相关研究提出从外部输入转向“生活化治理”的内源性路径，强调文化振兴与产业、人才、生态、组织振兴的协同共进，主张立足“在地文化”，重塑乡土文化，通过“文化+旅游”“文化+农业”学界等模式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在农耕文化赋能上，现有成果一方面体现为对农耕文化历史内涵、现代价值、传承机制及现实挑战的系统性梳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乡村图书馆为平台，通过资源、空间与人才体系的协同建设，激活农耕文化潜能，使其有效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探讨空间。其一，在研究视角上，多数文献聚焦于宏观层面探讨整体性困境及对策，而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作为核心“内力”的深层赋能机制与实践逻辑关注不足，导致对其时代价值的挖掘不够充分。其二，在研究深度上，尽管学界认识到“内力”与“外力”协同的重要性，但对“内力”传统农耕文化如何具体转化为振兴动力的系统性、针对性研究尚显不足，多停留在附带性论述，难以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模式。基于此，该研究以杜堂村为典型案例，将其作为解答上述经验问题的观察窗口，系统阐释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机制。

　　特里·克拉克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提出了场景理论。该理论认为，场景是由城市的生活文化设施、人群和活动等多种元素构成的整体。这些元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城市空间中的邻里、物质结构、人群和活动等要素的独特组合，这种组合塑造了场景的文化价值。通过文化消费实践和活动，场景产生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观，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场景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城市空间中的设施及其组合方式能够创造出独特的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吸引人力资本、推动文化消费实践，并影响城市和区域的发展。

　　场景理论内容涵盖了文化、体验、价值观、消费与生活方式等具有符号意义的空间。该理论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文化空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社区等领域，并创新性地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虚拟文化空间等研究领域。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场景理论为城市、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文化价值的传播和创造。基于场景理论视角（图1），文化赋能与引领价值包括深挖文化内涵、加强知识植入和理念引领、创新符号表现形式。运用该理论指导旅游产品和文化体验设计，可通过文化场景吸引游客，提升旅游体验。具体表现为：一是文旅产业利用场景理论构建文化消费场景，通过文化场景吸引消费者，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二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利用场景理论指导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通过文化场景吸引公众，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场景理论可以挖掘、调和乡村公共文化与农耕文化中的文化元素，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2024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布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的通知》，武汉市黄陂区杜堂村入围乡村振兴优秀案例。杜堂村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以“能人回乡”为基础，通过市场化、企业化对农耕文化、木兰文化进行IP化开发，深度融合文旅、研学和文创产业，完成乡土文化资源向可持续经济价值的转化。同时，创新“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村民参与”的共治机制，以“租金+股金+薪金”的利益联结方式，让村民成为文化振兴的深度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为破解乡村“空心化”难题、推动文化繁荣与产业兴旺的良性循环，提供普适性的实践经验。

　　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应聚焦于乡村文化振兴。杜堂村的案例表明，农耕文化并非静态的历史遗产，而是驱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其蕴含的独特性、地域性与活态性文化价值，能够为游客带来独特的乡土文化体验；其内在的传统习俗、民间技艺与生产智慧，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将农耕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体验产品，能够为游客创造丰富的文化价值与休闲选择。

　　杜堂村把生态和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通过有效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构建富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为乡村振兴赋能。一方面是对农耕文化进行活化利用，不是仅通过农耕文化博物馆或村史馆来展示农具器物，而是将整个村落打造成一个“活态”的体验场域。通过复原豆腐坊、酿酒坊等生产场景，设计插秧、采摘等互动体验环节，让农耕文化从“可看”变为“可感、可参与”，实现了农耕文化传承与旅游体验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是非遗文化融合，杜堂村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升至产业高度。该村对乡村文化遗址、古建筑民居进行修缮与管理，并将其作为文旅融合的重点。杜堂村将古民居改造为特色民宿、文创空间，让文化遗球盟会体育产在新的功能业态中“复活”，成为承载现代旅游服务的物理空间和文化载体，从而实现了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的有机统一。

　　农耕文化的阵地表现之一是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道路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科技设施等。优化这些基础设施，利用当地特色农耕设施，可为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杜堂村成功构建了一个能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实现了从“为建而建”到“为用而建”的根本性转变，为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空间载体和实践范本。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示范点，杜堂村的物理空间重构经历了一个从基础性修复到品质化提升的演进过程。通过完善道路交通、排污系统及公共活动空间等核心基础设施，综合治理人居环境，实现“三个全覆盖”，构建涵盖卫生厕所、垃圾处理与污水收集的标准化环境治理体系。将整个村落打造为一个以游客体验为导向、与产业运营深度融合的“活态文化场域”。通过将民宿、作坊、广场等设施赋予复合功能，并与市场化运营和社区利益共享机制紧密结合，为农耕文化阵地的营造、文化体验的植入以及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载体与空间基础。

　　杜堂村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方面，并非简单的硬件升级，而是通过功能再造、场景融合与主体激活，将原本孤立、静态的公共空间，转变为充满活力、承载多元价值的乡村文化核心枢纽。

　　其次，在场景融合层面，杜堂村构建了从“孤立节点”到“网络矩阵”的场域。从理论视角来看，乡村文化活动是在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场域内发生的。杜堂村通过“点、线、面”结合，以博物馆、手工作坊、大戏台等为“文化节点”，通过文化主题活动将其串联起来，通过整合“文化场域”，形成全覆盖、“一地多点”的公共文化空间布局。最后，在主体激活方面，杜堂村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过程。杜堂村通过创新运营机制，让村民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游客成为深度参与的体验者、运营方成为持续赋能的组织者。引入各类文化协会与社会组织，共同营造文化氛围，融合节庆活动与村民表演，确保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使公共文化空间真正成为凝聚社区认同、传承乡风文明、驱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存在结构性短缺、设施设备分布不均的现实问题。补齐设施短板，需要系统性规划、精准化布局，实现基础设施供需有效对接。通过县、乡镇、村三级分门别类的统筹规划，构建一个能够满足不同村落多元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杜堂村的实践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实践经验。一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现从“基础保障”到“价值载体”的转变。完善农村道路、供水、供电、通信及环境卫生等基础性设施，筑牢乡村文化振兴的“硬底盘”。此外，杜堂村将这些基础设施与乡村民俗活动、特色节庆、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使其成为承载文化体验的“体验基底”。道路设计为风景线，广场被打造为多功能复合空间，民居改造服务于文旅产业，这种“建管运一体化”的模式，确保了设施升级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将硬件投入有效转化为了能够吸引人流、创造收益的文化资本。

　　具体而言，这一提档升级路径在多个维度上协同推进。在空间布局上，实现“多点布局、融合发展”，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培训室、舞蹈健身等文体设施与便民中心、乡村特色文化公园等功能整合，制定新的建设标准。在内容植入上，注重“一地一策、彰显特色”，乡村博物馆应真实展示农耕生活图景，乡村图书室与农家大院增加农耕文化体验等互动项目，避免千篇一律。在服务延伸上，要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将“软基建”纳入升级范畴，加强对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培训、专业技能提升，加大旅游产品研发与宣传营销投入。通过这种“硬件+软件”“空间+内容”“建设+运营”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真正成为凝聚社区认同、引领文明风尚、驱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最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全面实现。

　　乡村文化振兴，人才是关键。杜堂村的成功实践揭示了构建专业人才支撑体系的系统性路径。它并非单一的人才引进，而是通过打造一个由“头雁”引领、“群雁”共舞、“归雁”反哺构成的“雁阵式”人才生态系统，将外部引进与内部培育、高端引领与全民参与有机结合，为乡村公共文化引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本与内生动力。“头雁”返乡企业家，凭借战略视野与资源整合能力，为乡村发展定方向、搭平台；引入的“群雁”专业化运营团队，则负责将文化创意转化为市场产品，保障服务品质与商业可持续；而激活的“归雁”在地村民与返乡青年，则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与共建共享的受益者。这一模式生动诠释了人才工作的核心逻辑，既需要高端人才的顶层设计与市场开拓，也离不开本土人才的活化与内生动力激发，三者形成从决策、执行到参与的完整闭环。

　　总之，乡村公共文化的人才支撑，是一项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与村民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杜堂村式的“雁阵模式”与宏观层面的政策保障相结合，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传得下”的人才发展环境，构建起支撑乡村文化振兴的坚实人才基础。

　　3.1.1 农耕文化的深层次价值尚未被充分认知，其社会和经济重要性常常被忽略。中华农耕文明根植于乡土，蕴含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尽管时代变迁，农耕文化对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村庄”，正遭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挑战。城市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焦点，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其价值遭到质疑和忽视。传统民俗文化逐渐衰退，不良风俗在乡村扩散，而农耕文化所蕴含的优秀价值观念正悄然消逝。同时，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许多优秀的传统农耕文化消失或被遗忘。农村耕地的荒废、古建筑的废弃、农耕用具的闲置，以及民俗文化活动的减少，都预示着对农耕文化价值的关注正在减弱。古村落的消失，与传统民俗活动和生产技能的消散，进一步加速了农耕文化的衰退。

　　3.1.2 农耕文化的传播缺乏有效的阵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乡村改革不断推进，但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并未成功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政府主导的乡村文化建设工程效果不佳，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低，乡村图书馆和文化馆等设施大量闲置。在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造忽略了其原有文化底色。

　　3.1.3 农村人才流失和缺乏政策支持是农耕文化传承的主要障碍。农耕文化根植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但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其生存环境受到挑战。农村人才外流导致传统习俗和艺术等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传承和保护，面临消失或破坏的风险。政策支持是农耕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而当前农村缺乏针对人才的政策，导致农耕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陷入困境，乡村文化的振兴受阻。

　　当前以“三馆一站”为主体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实地调研发现，其效能提升方面仍面临结构性瓶颈。具体而言，财政投入的持续性不足导致文化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滞后；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单元普遍面临人力和财力双重供给不足的现实困境。此外，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闲置，以及图书、电子资源等文化产品利用效率低，使得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农村居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供需错配”现象。

　　3.2.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面临困境。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传承困难，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传统农耕文化和民俗活动逐渐失去传承，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参与度下降。随着年轻人向城市迁移，乡村人口老龄化和文化活力下降，公共文化设施年久失修，或缺乏必要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中心等）。由于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乡村难以举办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提供文化服务以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

　　3.2.2 基层文化设施的功能普遍较弱。众多乡镇文化站面临着无工作人员、无资金、无场地和无活动的困境。在我国，博物馆大多与农村和农民脱节，除了少数遗址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位于城市之外，很少有为农村服务的博物馆。乡村中拥有村史馆或陈列馆的寥寥无几，导致村民对本村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乡村正经历着“集体遗忘”。

　　3.2.3 公共文化领域的专业人才严重缺乏。人才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关键。然而，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教师资源匮乏，基础教育缺乏本土文化内容，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缺陷。加之青壮年大量外流，乡村文化面临无人继承、失去创新能力的风险。

　　4.1.1 以文旅融合为引擎，驱动农耕文化资源向文旅产业转化。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在于实现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这一过程应立足于地域特色，系统整合历史文化、乡村生态与自然景观等多元资源。具体包括：其一，深挖乡土文化资源。提炼传统农耕智慧与非遗技艺中蕴含的乡村伦理价值、乡风文明价值，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民俗与非遗产品向规模化、品牌化的文化产业转型，为乡村经济注入内生动力。其二，构建“三产融合”生态。 将文化旅游、社会化服务与文化业态进行一体化整合，并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形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旅游经济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双轮驱动”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其三，推动农耕文化与传统民俗活动相融合。通过举办传统民俗活动，打造农民丰收节、农耕文化节等富有农耕特色的农事活动与文旅节庆活动。组织游客参与农业民俗活动，使其体验农耕文化，了解乡村风俗文化，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

　　4.1.2 要注重对传统农耕技术、农具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历史遗产与生产资料的双重属性，既是农村社会存续的文化根基，也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宝贵资源与内生动力。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和推广农耕文化，建设农耕文化公共文化场所，收集并展览农耕农具。为有效活化农耕文化资源，应将农耕文化博物馆与村史馆的建设作为关键载体，使其成为承载集体记忆、传承乡土文脉、彰显文化自信的核心阵地，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4.1.球盟会体育3 强化人才供给与政策支持，夯实农耕文化传承根基。人才供给与政策支持，是推动农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两大关键要素。农业科技、经营管理及技能人才对于农耕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他们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也为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为确保农耕文化的持续传承，应立足现有人才，同时着力培育新型人才，鼓励年轻一代主动承担传承责任。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为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提供资金扶持；强化人才培养（如开展专项教育与技能培训）；完善法律保障（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规制定）。这些政策支持为农耕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保障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总之，应创新乡村发展模式，推动产业振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将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作为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打造特色品牌。注重发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作用，推进涉农文化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提质增效。加大对乡村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特色农业，促进传统民俗活动的传承与发展。

　　4.2.1 以空间整合与功能复合为核心，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公共文化振兴应打破传统设施的单一功能局限，通过系统性整合公共文化设施、活动内容与人力资源，构建多元复合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具体而言，应以乡镇文化站为枢纽，引入非遗体验、文旅融合等新型业态，并积极吸纳志愿者组织、社会企业等第三方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在此基础上，依托文化站现有的培训、讲座、阅读等基础服务内容，形成“乡土文化+乡村公共文化”创新的服务矩阵，从而激活乡村文化动力，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4.2.2 以需求导向与差异化布局为准则，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布局应摒弃“一刀切”的标准化思维，实现因地制宜、精准供给，根据城乡接合部、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不同地域的人口结构、文化特质与实际需求，进行差异化配置。同时，需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统筹协调机制，制定与各级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建设标准。乡村博物馆等设施应致力于真实再现地域农耕生活图景，而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则应探索“文化服务+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模式，实现空间利用效率与服务效能的最大化。

　　4.2.3 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政策支持方面，应强化农业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农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首先，建立完善的乡村文化建设体系。相关政府部门应在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前制定全面、科学的规划，确保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符合城市和地区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规划，包括统一的规范标准、科学的设计方案和合理的管理制度，确保乡村文化建设高效落地。其次，加大乡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通过专项基金、补贴等方式，对乡村文化建设给予可持续的财政支持，确保文化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在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建立乡村文化项目库，鼓励社会组织和创意团体参与项目研发，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数量。最后，加强人才政策支持，实现人才的“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地方政府应出台专项扶持与激励政策，全面落实乡村人才的生活补贴、交通补贴，完善“五险一金”等基本保障，有效改善和保障基层一线人才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稳定基层人才队伍，吸引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论文专著：在CSSCI、AMI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篇，出版专著1部。

　　基金项目：主持地厅级以上项目3项，校级项目3项，参与省级一流课程建设1门，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指导研究生主持校级项目2项。

　　获奖荣誉：昭通市兴昭人才计划优秀青年人才，荣获昭通学院2023年“科仪园丁奖”，2025年度昭通学院优秀教师，2026年昭通学院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比赛获省级一等奖2次，二等奖1次，全国二等奖1次，优胜奖1次。

　　行政管理团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公共文化研究工作，近年来，在云南省、贵州省、湖北省等省份进行关于公共文化、乡村治理、乡村CEO等多次调研，完成调研报告多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指导本科生获省级、国家级奖项多项，指导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并作论文汇报多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